盡管Ford的確注意到了Smalley的批評，他開始質疑Smalley所謂“機器人崛起”嚇壞孩子的說法并不真實。對這種強詞奪理的可能性的猜想會分散對于未來究竟該解決哪些問題，重點應該放在那些會日益減少的工作災難上。
另一個更真實也更有趣的“未來”正在芝加哥繁華市區(qū)被“描繪”出來。這家名為Narrative Science的公司推出了一款軟件Quill。利用這款軟件，你可以將一些數(shù)字，比如棒球比賽的比分、上市公司財報以“敘述”的方式表達出來，請注意，這不是簡單的匯總，而是某種意義上模仿人為的敘述模式。目前，福布斯雜志用這款軟件生產公司財報新聞，而美聯(lián)社則用它報道體育新聞。未來幾年，這款軟件的“質量”還將大幅提升，也就是說，它會越來越像記者寫作的手法。
NarrativeScience創(chuàng)始人、Quill軟件開發(fā)者、美國西北大學計算機科學家KristianHammond表示：“AI到今天的表現(xiàn)還不足以對白領工作產生多大的影響。從中短期來看，AI的影響還局限于替代人類一些工作，但不會造成過多失業(yè)。”他進一步強調，如果AI工具的日常工作涵蓋了數(shù)據(jù)分析，那么“人類完全可以從事一些更高級的工作。”
雖然Quill和其他的先進技術令人印象深刻，然而Hammond并不認為AI現(xiàn)在做好了進一步擴展的準備。他認為，這個領域現(xiàn)在的“復興”來自于其可以接入海量數(shù)據(jù)，并通過近幾年快速增長的計算能力迅速分析這些數(shù)據(jù)，其結果是令人興奮的，不過從技術層面來說，即便是Quill采用了自然語言處理方法，也得益于大數(shù)據(jù)這種現(xiàn)存技術的增強而不是AI的突破。Hammond指出，現(xiàn)在對某個AI項目取得進展的宣傳更像是嘩眾取寵。無論是深度學習還是其他相關技術，目前還有太多不確定性，仍需一些時間才能“像人類鼓吹的那樣神奇”。
換句話說，人類現(xiàn)在適當降低對未來機器智能的期待值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科技諸神
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研究員、倫敦政經學院教授Anthony Atkinson表示，“我們經常認為科技好似剛從別的星球來到地球上。”然而，科技的發(fā)展過程卻是必然的。更確切的說，科技的發(fā)展過程完全取決于政府、消費者及商業(yè)的選擇，他們能夠決定研究和商業(yè)化哪種技術以及如何去運用它。
從上世紀70年代，Atkinson就開始研究收入不均問題。當時，主流經濟學正處于相對次要的學術地位。在過去的幾年里，許多國家的收入不均問題已愈發(fā)突出。在英國，自上世紀90年代收入不均水平上升以來，至今從未下降過；而在美國，它還在持續(xù)上升，即將達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點。去年，他與老基友Thomas Piketty發(fā)表了舉世矚目的巨著《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21世紀資本論》），將收入不均問題變成了經濟學界最炙手可熱的研究課題?，F(xiàn)如今，Atkinson在其新著《Inequality：What Can Be Done？》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案，而“鼓勵創(chuàng)新以改善工人就業(yè)能力”就被列為第一條。
Atkinson說，政府可以選擇資助哪類項目、企業(yè)可以選擇應用何種技術，他們的選擇注定會影響到工作機會及收入分配。雖然，發(fā)現(xiàn)一種甄別科技的機制以創(chuàng)造更好的就業(yè)機會，的確不是一件信手拈來的活。但是，“我們至少要了解下”那些決策將對失業(yè)產生怎樣的影響。“這只是個開始，也許它不能改變決策結果，但我們將知道現(xiàn)在到底是什么情況，不會等到最后才驚呼‘OMG，人們已經開始失業(yè)了’。”
我們對生產力的認知、對機器設備的要求都可能會影響政府或者企業(yè)的某些決策。傳統(tǒng)意義上來看，經濟學家將生產力定義為投入一定數(shù)量勞動力及資本后獲得產出的水平。隨著機器、軟件等資本價格的持續(xù)降低，效率的持續(xù)提升，勞動力投入的減少顯得合情合理。因此，哥大著名經濟學家JeffreySachs預測機器人和自動設備將很快接管星巴克。然而，我們還是有許多理由相信Sachs的觀點可能是錯的。星巴克之所以成功，絕不是因為它能更快、更便宜地將咖啡送到你手上，而是因為你喜歡在那兒遇見的朋友、享受的服務。
TimO’Reilly是O’Reilly媒體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以極受消費者認可的蘋果專賣店為例補刀Sachs的觀點。蘋果專賣店里有海量手持ipad和iphone的員工，向未來的機器人零售店展示了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它們認為自動化服務不一定是如今技術的終點。O’Reilly表示，“誠然，技術的確會搶走一些工作，但我們有挑選技術的主動權。”
從這點來看，蘋果專賣店已經找到了一個穩(wěn)贏的策略，且未按照大眾的邏輯利用自動化去降低勞工成本。相反的，蘋果已經配備了一支精通科技、持有數(shù)字設備的銷售隊伍，給客戶創(chuàng)造新穎的購物體驗。順便，給公司帶來更多的營收。
O’Reilly還點評了最近風生水起、大紅大紫的汽車服務商Uber。Uber利用科技實現(xiàn)方便有效的預訂及支付服務，開發(fā)了一個十分健康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uber還激發(fā)了市場對司機的需求。較于傳統(tǒng)出租車行業(yè)，Uber司機借助智能手機和app的幫助能夠獲得更多的訂單。
事情就是這樣，假使科技進步會加劇不平等現(xiàn)象，那這肯定是無法避免的，但政府、企業(yè)和消費者能夠改變這種局面。最近，紐約舉辦了一場名為“全球化、技術變革及不平等”的論壇，Paul Krugman在論壇上表示，“許多正在發(fā)生的（如收人不均等）情況并不是科技諸神而引起的，事實上，而是由于異化的社會結構造成的。”
機器人聽誰的？
有些時候，一些強調早期技術變遷的人低估了自動化及數(shù)字化技術對于當下就業(yè)情況的影響。然而，他們忽略了那個時間段里自動化及數(shù)字化技術引起的災難與動蕩。在英國，自工業(yè)革命開始后的40年里，工人工資要么不漲，要么下降。那段歲月的文獻及檄文詳細描述了工廠工人的悲慘生活。
哥大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在其新著《The Great Divide》中指出，大蕭條也與技術變革有關。他認為大蕭條的真正原因并非如大家所說的是災難性的政府金融政策和崩潰的銀行系統(tǒng)，而是因為當時正處于農業(yè)經濟向工業(yè)經濟的轉型期。Stiglitz闡述了機械化的進步與改善的耕種方法是如何快速地將美國對農民的需求轉多為少。該書將工人的順利過渡歸功于二戰(zhàn)引起的制造業(yè)大繁榮。Stiglitz寫到，今天，我們正處于另一個由制造業(yè)經濟到服務業(yè)經濟的陣痛轉型期。
其實，發(fā)明這些技術的人能夠減輕上述負面影響。AI研究者Hod Lipson認為“我們的工程師思維始終是以自動化為中心。我們想讓機器能夠盡可能多干活，始終想提升生產力，讓機器更高效地解決工廠里的工程問題及其他關于勞動力的難題。我們始料未及的是這也會變成壞事。”Lipson建議工程師重新確立他們的目標。“阻礙創(chuàng)新并不是解決方法，我們需要更多的創(chuàng)新：當AI能比多數(shù)人表現(xiàn)更好時，我們如何能保證人們能參與到工作中？對于這個問題，我沒有一點頭緒。但這是對下一代工程師的一個新挑戰(zhàn)。”
教育、老化的基礎設施及諸如生物技術與能源等研究領域的迫切投入會創(chuàng)造大量的工作機會。正如MartinFord所告誡，當技術性失業(yè)持續(xù)向經濟施壓且氣候變遷又日益加劇時，我們將陷入一場“完美風暴”。這事會不會發(fā)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發(fā)明及采用的技術。舉個例子來說，無人車的升級看來似乎無法避免——我們是用它讓公眾交通系統(tǒng)更安全、更方便、更節(jié)能？還是僅僅向高速公路上送去無人駕駛的轎車與卡車？
毫無疑問，至少短期來看，針對萎靡的工作機會，經濟發(fā)展是最好的保障。而經濟發(fā)展能否實現(xiàn)是要依靠諸如蘋果專賣及Uber這樣創(chuàng)新性服務密集型行業(yè)，或是重建基礎設施及教育系統(tǒng)的投資。唯有這樣，經濟發(fā)展才可能克服搶占工作機器人引起的擔憂。
Andrew McAfee同其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Erik Brynjol fsson共同撰寫了《The Second Machine Age》。他是當今世界闡述“科幻經濟”可行性的最著名專家，智能設備的普及將消除許多工作機會。（詳情參見“致數(shù)字經濟的一封公開信”，McAfee，Brynjolfsson及其他專家提出的一種適應技術升級的方法。）他認為這樣的轉變將產生巨大的社會與經濟效益，但也可能會導致“輕勞力”經濟。McAfee稱，“這件事關系到全人類，現(xiàn)在可以開始討論這件事也不算早。”但他也承認，這也可能是幾十年以后的事。與此同時，他推行重發(fā)展的政策“以證明他是錯的”。他說，“資本主義的精妙之處在于人們會找到該做的事，讓資本主義動起來吧。”
但還有個問題。正如McAfee與Brynjolfsson在《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所說明的，金融是技術進步引起的諸多困擾之一，很多人已從中不恰當?shù)美?。硅谷經驗表明，科技會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是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一面是收入不均的助推器。
1968年，當今科技時代的奠基人J.C.R.Licklider與人共同發(fā)表了一篇頗有預見性的文章“The Computerasa Communication Device.”。他預見到“在線互動社區(qū)”，并闡述其令人激動的可能性。Licklider同時在文章結尾做出警告，“對于社會來說，計算機的影響有好有壞，而其主要取決于‘在線’究竟是專屬特權還是基本權利。倘若只有小部分人能夠有機會享受‘智能升級’的優(yōu)勢，網絡會加劇智力機遇范圍的斷層。”
許多政策能夠幫助財富再分配，或像確?；A收入一樣向那些生活在底層附件的人們提供一個安全保障。但，針對數(shù)字技術帶來的經濟威脅，最佳應對方式是向更過的人提供接觸Licklider所言“智慧升級”的機會，以便于他們從新科技創(chuàng)造的財富中獲益。這意味著提供更公平的路徑，使人們在職業(yè)生涯中獲得高質量的教育和職業(yè)訓練課程。
哈佛大學知名勞動經濟學家Richard Freeman稱，越來越多的人需要“擁有一個機器人”。他指的不僅僅是工廠里的機器設備，還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自動化和數(shù)字化技術。某些機制已存在于利潤共享計劃及員工持股計劃中。他表示其他實用性的投資計劃也可以被預見到。
當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最終取代許多工作后，誰手握資本，誰才是贏家。假使與過去幾十年的趨勢一樣，最富有的那些人享受了大部分新科技創(chuàng)造的回報，那么反烏托邦假想可能成為現(xiàn)實。然后機器只是工具，而如果它們的所有權被廣泛共享，那么大部分人們可以使用機器來提高生產力，提高收入，增加休息時間。倘若成真的話，一個愈發(fā)富庶的社會將保留中產階級的夢想，并長期推動技術創(chuàng)意及經濟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