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在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書的作者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共進晚餐時，我曾指出，機器人技術的快速發(fā)展將對中國等新興制造業(yè)國家的社會穩(wěn)定構成威脅。我認為，主要問題在于，在向信息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這些國家將會遭遇失業(yè)危機。“你沒有抓住問題的精髓，”卡尼曼反駁道，“機器人進入中國的時機其實恰到好處。” 事實證明，他是對的。在之后的10年中，無論是在工廠生產中還是在老年人護理工作中，智能機器都成了司空見慣的存在。不僅在中國如此，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不過，當關于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影響將如何的話題再度引發(fā)全球爭論的時候，人們卻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新的計算、機器人技術與東西方國家的人口老齡化間的相互作用。過去3年間，西方國家對智能機器以及它們對人類勞動崗位的潛在威脅備感憂心。這種擔憂并非杞人憂天。從卡車裝卸工人到法律研究工作者，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只要是重復性的勞動，都將被機器人和基于人工智能的軟件取代。然而，這并不是事實的全部。很早以前，凱恩斯就曾指出，科技將取代工作崗位，而非整體工作量。這些改變了我們工作方式、互動方式以及娛樂方式的創(chuàng)新，將給21世紀的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種影響幾乎等同于20世紀初機械設備將農耕經濟帶向工業(yè)經濟時，社會所經歷的根本性變革。一個更為緊迫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去定義人類與那些亦敵亦友的機器間的關系。在這本書中，我將對“智能機器將成為我們的奴隸、伙伴還是主人”這一問題的過去與將來進行進一步探討。在我生活與工作的硅谷流行著一種看法，即技術的演進有著自己的生命。無論是機器設備，還是讓它們運轉的軟件，實際上都是由人類設計的。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對這一過程的描述最為清晰：“我們塑造了工具，而之后，這些工具又塑造了我們。” 現(xiàn)實情況是，人類將繼續(xù)決定機器的能力。那些創(chuàng)造了日益強大、自動化的機器人和人工智能軟件的工程師們，決定這些發(fā)明將要增強人類、控制人類還是完全去除人類的存在。同樣可以確定的是，人類與機器人的關系在每一種文化中都呈現(xiàn)了各自的特征。長久以來，日本人都對機器人情有獨鐘，而在美國，人們在崇敬機器人的同時，又多了幾分懷疑和惶恐。這些都不是什么新問題。在計算時代的黎明期，應用數(shù)學家、控制論創(chuàng)始人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就曾明確指出，智能機器時代的到來，帶來了一些清晰的選擇。不過到目前為止，大多數(shù)可選方案仍然僅限于推理與猜測。如今，隨著機器變得自動、敏捷、能夠四處移動，工程師、科學家、程序員以及老百姓所作出的每一個決定，都會即刻發(fā)生作用。中國將會選擇怎樣一條道路，這一問題同樣讓人深思。